在宏观经济持续复苏过程中，经济发展新动力成为市场关注焦点。在北京近日举行的“2023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对新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给予全面系统阐述。
　　黄奇帆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有四个方面的红利有待释放：一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起来，释放改革红利；二是建设超大规模统一大市场，释放市场红利；三是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释放人才创新红利和资本市场红利；四是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释放新的开放红利。这四大红利的持续释放，将能使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5%以上。
　　不仅如此，黄奇帆还给出了具体的量化分析，比如在分析市场红利时，他指出规模经济效应，能够大幅摊薄六项成本，分别是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采购成本、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拓成本。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左右，以价格优势打败国外竞争对手。
　　内需不足是表象，有效需求得不到充分释放
　　黄奇帆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成长性的中高收入群体。目前我国家庭年收入10万-50万的中等收入人口超过4亿人，高收入群体也有很大规模。这些中高收入群体的需求主要体现为对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消费升级上。但就是过去几年的疫情期间，因为出不去，旅游、留学、购物的消费大都留在了国内，“进口的高端品牌总量不降反增。”
　　黄奇帆引用贝恩统计数据表示，2020年全球个人高端消费品市场缩水23%至2170亿欧元，是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的市场萎缩情况。但是，同期中国境内个人高端消费品市场却呈现逆势增长。2020年，中国境内个人高端消费品市场规模达到3460亿元，较上年同比大幅增长47.9%。而且中国消费者的偏好、中国元素正成为国际品牌制定营销和设计战略的主要考虑。所谓有“收入支撑的消费需求”，重点是这部分人群。
　　“事实上，我国宏观经济运行长期受总需求不足问题困扰，内需不足是表观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在中高端产品和服务领域存在许多供给抑制，导致供给能力增长受限，进而使得本就存在的有支付能力的庞大有效需求得不到充分释放。”对此，黄奇帆认为，要通过有效扩大中高收入人群的消费，逐步带动就业，以就业带动更多就业，进而增加其他人群的收入，推动经济大循环逐步进入供需动态适配的新水平。这也正是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
　　黄奇帆还以汽车领域消费举例，当前我国汽车年销量已经超过五年徘徊在2700万辆上下了，虽说市场规模已经稳居全球第一，但千人保有量只有200多辆，在全球同类收入水平国家中基本处于垫底位置。“这背后是存在大量的限行、限牌、限购措施和停车楼、路网建设滞后，抑制了汽车消费需求。理顺了这两方面，可以有效刺激汽车消费。”
　　“根据目前我国增速，未来10年千人汽车保有量完全有潜力达到400辆以上，年销量完全有潜力新增1000万辆，达到3700万辆以上。类似这样的行业和领域还有很多，比如改善性住房消费需求、个性化高品质的医疗、健康、教育服务以及低空航空、船艇、赛车、赛马等各类消费需求，等等。而这些领域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主要原因是存在大量供给抑制政策，应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释放这些有效需求，以新的改革红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黄奇帆说。
　　规模经济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30%~40%
　　市场红利方面，黄奇帆认为，在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国经济将在劳动力红利之后迎来一个新的红利，即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所产生的市场红利，具体有四方面表现：
　　就规模而言，中国人口有14.11亿，占全球总人口的比例接近18%。就市场结构而言，中国是个单一的大市场。单一市场是指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的市场。就工业基础而言，中国是全要素全门类全产业链集成的经济体。
　　“这三者叠加在一起将产生规模经济效应。进入中国市场的制造业，一旦规模上去了，就能够大幅摊薄六项成本，分别是研发成本、固定资产投资成本、采购成本、人力成本、物流成本、市场开拓成本。一般来说，规模经济可以影响到整个制造业成本的30%—40%，一旦达到了充分的规模，就可以把价格压低30%—40%左右，以价格优势打败国外竞争对手。”黄奇帆说。
　　“这种规模经济效应是中国发展到如今这个阶段自然产生的新红利，也是中国式现代作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所蕴含的自然逻辑。”黄奇帆认为，在这个大市场的带动下，跨国公司合理的产业链布局逻辑是产地销、销地产。所谓产地销，是利用当地的综合要素成本的优势组织生产，面向全球市场进行销售。中国大市场的“六个成本摊薄”将是影响跨国公司“在中国、为全球”的重要因素。所谓销地产，就是面向本地市场组织生产，更好地组织供应链响应消费者需求变化，即“在中国、为中国”。中国14亿人口的大市场将是一个庞大的“引力场”，这也是我们稳定外贸外资基本盘的底气所在。
　　健全退市制度，推动长期资金入市
　　在人才和创新红利方面，黄奇帆分析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是新形势下适应新科技革命要求、打破各种脱钩断链图谋、谋求科技自立自强的有效手段。一方面，中国经济有条件有能力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制胜新赛道。
　　从需求端看，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网络零售市场，即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在不断升级换代，这将为本土创新提供肥沃的土壤。从供给端看，中国有规模庞大的人才队伍、工程师队伍，有随时可以将各种创意创新创造进行产业化的市场主体群，这也是中国创新越发有底气有后劲的重要源泉。
　　黄奇帆引用数据指出，2020年我国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已达近2.2亿人。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相较，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由8930人上升为 15467人；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时间里中国培养了6000万名工程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显示，中国已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2年的第11位。
　　“以中国超大规模单一市场加上全产业链制造业优势和人才优势，只要有一点创新创意的‘星星之火’，就可以‘燎原之势’形成新的产业蓝海，反过来为技术应用、技术集成、技术迭代提供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便是中国经济拥有的巨大的人才和创新优势。我们要通过新一轮深化改革把这些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使之成为助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和创新红利。”
　　此外，黄奇帆还谈到，如何发挥资本市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支撑作用，其中的关键在于深化资本市场基础制度改革，以资本市场的改革贯通创新全链条，将科技-金融-产业的高水平闭环打通，而这正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当前，全面注册制已经实施，但要实现资本市场行稳致远，还需要一系列基础制度的改革。黄奇帆认为，这认为至少有两个方面：
　　一是要健全退市制度。注册制要取得成功，要与退市制度相配合。不能一边不停批量上市，另一边一些僵尸企业却无法退市。2022年底，我国上市公司有5079家。今后注册制的实施加上退市制度的完善，实现首发上市的数量与退市的数量大致协调均衡，这样才不至于劣币驱逐良币。
　　二是要推动长期资金入市。要进一步扩大包括各类养老金在内的社会保险资金入市的比例，为资本市场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建议进一步推广企业年金制度，并健全企业年金的投资体系。这至少有三方面好处：一是改善投资者结构，企业年金的管理必将催生一批机构投资者；二是随着企业发展，企业年金必将越滚越大，将为资本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进而推动资本市场进入良性增长的轨道；三是有助于贯通普通职工参与资本市场，获取财产性收入的渠道。
　　推动RCEP落地实施，释放新的开放红利
　　除了上述三大针对国内范围的经济红利外，黄奇帆指出，目前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落地实施，通过高水平引进来、走出去，还能释放新一轮开放红利。具体有五方面：
　　一是货物贸易规则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以农产品为例，中国出口到日本的农产品零关税产品税目占比从原来的20%大幅提升到约60%，中国与韩国、东盟之间的农产品开放也超出了现有双边自贸协定，这些举措都为中国农产品出口提供了便利，也有利于扩大其他国家优势农产品的进口选择。此外，RCEP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也给生鲜农产品的快速通关提供制度化保障。
　　二是服务贸易准入门槛降低，服务需求大幅增长。长期以来我国巨量的货物贸易对于服务贸易发展理应具有的带动优势没有发挥出来。RCEP各缔约国在服务贸易方面达成了超出现有开放水平的市场准入承诺，RCEP带来的贸易投资活动的扩大也必然带来配套服务链的扩张，客观上为中国发展数字贸易、知识产权服务、研发设计服务、跨境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生活服务、文化服务、旅游服务等生活性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是原产地累积规则的深入应用，对于中国的产业发展带来四个方面的巨大增益：整个RCEP范围内的区域价值累积有效降低了享受优惠关税的门槛，带动区域内贸易总规模的扩大；企业为了达到原产地标准，会更多地使用区域内的中间品进行生产，有助于进一步在区域内深化水平分工，优化产业链布局；吸引区域外的跨国公司为了充分享受区域原产地累积规则，加大对于RCEP区域的投资布局；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区域内的上游供应链，克服自身单独增值有限的不利条件，提高产品中的区域价值成分，从而更容易达到原产地标准，享受协定的关税优惠。
　　四是有利于高质量引进来，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链集群。借助RCEP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可以更好地吸引全球的外资和跨国企业继续将制造业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特别是核心环节在中国集聚，以此为基础加快补链扩链强链，推动集群化发展。
　　五是有利于高质量走出去，推动“一带一路”建设。RCEP的实施将显著提升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水平，显著优化区域内营商环境，进一步提升自贸协定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促进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融合，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强化分工合作，拉动区域内消费市场扩容升级，推动区域内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发展，这对东亚乃至全球的经济复苏具有重大意义。
（文章来源：券商中国）